这是中国文化届的一道迷思,华夏的文华独力发展到宋代,已经臻于巅峰,除了大写意,泼墨重彩还没到尽头,以及后来吸取西方构图,透视等技巧而产生的“海派画风”,以及各种新发现的釉料,能够在金属加工,瓷器,书画上该走的路子,差不多都已经走尽了。
加上华夏艺术本身就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的艺术,虽然讲求突破,但是讲求的是在章法上基础上的突破,要是没有章法约束,那就真成童子涂鸦了。
这是美学范畴当中的一个问题,就好比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本身很美,但是你将它丢到宋代或者明代去,宋人和明人只会骂一句“什么玩意儿”。
原因不是《再别康桥》不美,而是它脱离了宋明人作诗时候的基本审美定势太多。
俗话说的超前一步是天才,超前两步是疯子,用在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。
所以宋代的审美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标杆,其后的朝代里,文化都在朝着它靠拢。
例如瓷器,为了烧造出宋窑的“铁足紫口”,景德镇的工匠们明明有了更高明的瓷土和工艺,还得用紫黑釉在仿造瓷器洁白的底足上画一圈“装饰釉”,用来模拟出宋瓷的特征。
书画用纸同样如此,宋代哲宗,徽宗,为了仿造晋代的侧理纸,可谓耗费不少;而清代乾隆皇帝为了仿造宋代鸡林纸,金粟山藏经纸,仿元代明仁殿纸,同样如此。
最搞笑的是澄心堂纸,这个纸最早是五代南唐的内府用纸,风流皇帝李煜建堂藏之。
宋代到了神宗时期开始仿造,最后得到了纸质与之相类似的书画用纸,也称为“澄心堂”,士大夫要是得到皇家赏赐,往往要写诗作贺。
到了清代,仿“澄心堂”也成了内府的文化大工程之一,最终得到的纸张离五代深远,与宋仿差相仿佛,最终还是命名为“澄心堂”。
这就是中国古代在文房诸宝上的讲究,书画用绢同样如此,不过好在四眠蚕在从南向北推广的过程耗时相当的长,直到清代,都还能够找得到合适的造绢用丝的。
这也就导致了宋后画绢除了成本越来越贵,挑选越来越严苛外,织成成品之后,尤其是对名人大家使用的高级货色来说,其实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异。